（3）对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名额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的规定进一步予以优化，解决城乡选民实现同票同权后遗留的法律问题和遇到的实践问题。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辽0192行初72号。[20]《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清校发〔2020〕11号）。
伏创宇，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在给予学位授予单位更多自主权的同时，征求意见稿在《学位条例》及《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基础上，除了针对学位授予条件、程序增加个别限制，如明确学位授予的品行要件、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出席委员的比例，更偏向于通过明确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形塑对学位授予权的限制。[9]参见刘璞：《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法律属性与权利边界—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修改》，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8期，第69页。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不服提起的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处理。征求意见稿在第1条只是模糊地表达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消弭可能产生的分歧，有必要修改为保护学位申请人依法、公正获得学位的权利。
整个学位制度的构建实质上是要处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高校、学生以及学位授予各环节的关系。[8]有法院主张高校作出的撤销博士学位的处罚，与其行为及造成的后果相适，并不违背行政处罚比例原则，将撤销学位当做行政处罚对待，参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鲁0112行初385号。另一种判断认为新殖民主义指控具有意识形态性，目的是维护一国自身的政治权力。
在这一点上，福斯特罕见地偏离了康德并转向了列维纳斯。 李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同样地，强调理由优先于对特定主体的支持和保护（亦即过度强调合理性）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商谈建构理论的出发点是把每个人尊为可以给予理由且应受理由的规范行动者。
相较于最低限度共识理论，商谈建构理论是一种进阶版的人权道德-政治证成路径。其表达着迫切的人类关注和主张，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侵犯或者忽视这些关注和主张。
这里的道德体现了福斯特的康德主义根基。另一方面，商谈建构理论反对通过最佳道德理论去发现或者构建具体人权。如果福斯特认为只有内部质疑者对证成的需求表现为人权主张时，获得证成的权利才得以出现，那么第二种路径的适用范围将会非常狭窄。[35]道德建构与政治建构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缺少了政治建构的道德建构是空洞的、抽象的，缺少了道德建构的政治建构是盲目的。
福斯特 引言 人权的证成路径当代西方人权理论可以大体归纳为四种类型：自然主义人权理论、政治性人权理论、人权最低限度共识理论以及人权商谈理论。前者的政治维度具有内部性，把人权视为对政治体合法性的内部限制，暗含了人权的道德内涵，即行动者的成员身份。对道德与伦理生活的严格界定、对道德自治（the autonomy of morality）的过度强调都容易导致对历史偶然性的忽视。因此，一级实践洞见和二级实践洞见是不同的洞见。
对人权的侵犯使一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内部合法性受到质疑，但这不能自动解除该国在国际领域的独立地位。商谈建构理论就如下几方面的质疑给出了回应：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之普遍性、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之必要性、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与历史偶然性之关系、道德自治对民主自我治理的影响力以及具体他者与普遍他者之间的平衡性。
[31]获得证成的权利意味着规范以及行动都要基于可接受的理由。通过区分行为的对象和证成的主体，具体他者与普遍他者之间可以达到平衡，不会过度偏向任意一端。
他没有从政治自决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假设了一个文化国家（culture-state）。所有受影响者原则面临过度问题的担忧，即是否过度强调合理性或者过度强调易感性？福斯特试图在绝对的普遍主义与绝对他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历史上的斗争产生了新的道德语言，把奴隶制认定为奴隶制犯罪而非文明行为，把压迫认定为压迫，因为发现了作为证成性的人而享有的平等尊严故而把羞辱认定为羞辱。[41]再次，商谈建构理论把成员身份强化为规范制定者身份，相较于证成性最低限度共识理论更进一步。本文聚焦人权商谈建构理论，试图梳理出其基本观点、所面临的质疑、对质疑的回应以及理论面向。因此，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政治性人权理论还是本文讨论的商谈建构理论都将人权法律性作为政治性的附属品，缺乏对人权法律维度的深入挖掘。因此，最低限度共识理论是一种道德一政治证成。
上述质疑可以在罗尔斯一哈贝马斯论战的大框架中得到进一步展现。[72]福斯特的康德主义是主体间性的理论，这种主体间性以对他者的尊重为基础，这是福斯特与列维纳斯一致的地方。
[7]主体间范式与建构范式是当代人权理论的发展趋势。在批判伦理证成、政治一法律证成以及柯亨式道德一政治证成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了进阶版道德一政治证成路径，即人权商谈建构理论。
相反，该政治文化体坚信被统治阶层没有解释文化的权力，统治阶层也没有理由关注被统治阶层是否自愿认可该政治文化体的实践。三、围绕道德展开的质疑：对商谈建构理论的批判人权商谈建构理论源于哈贝马斯的人权观。普遍性标准指证成过程应包括所有可能被行动或者规范影响的行动者。尤其是在跨文化情景下，格里芬的美好生活观念以及相应基本利益是狭隘的、非普适的，无法成为普遍人权的根基。
缺少道德建构的政治建构是盲目的，缺少政治建构的道德建构是空洞的。一言以蔽之，福斯特认同柯亨把人权与成员身份相关联的做法，他进而认为成员身份的核心是规范制定者的身份，因为每个成员都具有获得证成权利这一道德权利，因此，福斯特主张的是一种本质主义人权观。
[43]人权概念是道德和法律这两个要素合成后的产物，人之尊严为此提供了概念上的连结。但是，政治性人权理论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政治证成。
[21]最低限度共识理论和政治性人权理论都有政治维度的论证，但二者具有明显区别。人权标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全球公共理由。
[64]通过是否符合历史偶然性来评判对道德自治的强调是否过度，这一评判的前提在于，历史真的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伦理证成是自然主义人权理论的证成路径，关注需要保护的重要人类利益，代表人物是格里芬、塔西乌拉斯和尼克尔。就人权无法现实化这一点来说，其背离了哈贝马斯的共同起源论。因此，对道德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过度担忧以及把道德排除出政治之外的想法是错误的。
弗林认为这种路径不适用于以下情形，即反对外部干预的同时主张某种形式的等级制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一旦这一动态过程开始了，就不会停下。
因此，针对人权的分歧可以理解为一个共同的政治论辩过程，是关于何为确保成员身份所必须的分歧。本哈比指出，福斯特将人权道德化，相互性和普遍性标准太过模糊，无法产生具有共识的基本权利清单，福斯特的理论只能给出权利的概要而非具体内容。
对于任何宣称具有道德正确性的行为以及任何施加于行动者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行动者都可以要求该行为、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能够通过可以被行动者接受的理由加以证成，这就是获得证成的权利。这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方向。
评论留言